困境Ⅱ

太虚学生宁达蕴、张宗载等佛化新青年会将印光、谛闲说成是大魔王;太虚的学生大醒称印光、谛闲是「猪头长老」,称王一亭、黄涵老为「蛆虫居士」;用词都是极为苛虐,令人惊心动魄。我们由印光信中所说「其传单有三数千言」,且太虚弟子将印光等僧人称为「魔王」、「猪头」,可以想象彼时佛教改革派攻击传统僧人的激烈情形。这种情形,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小乘蜕变成大乘时,传统的小乘佛教和改革的大乘佛徒间激烈的论辩,交相攻击,甚至杀戮等情形。其后虽然大乘胜了,然而小乘的教义教理依旧被吸收,并保留了下来,小乘、大乘由矛盾对立,而终归于统一。同样的道理,现代化的改革派佛教虽然随着时局的变改,而取得了胜利,但以印光为代表的保守派势力,他们所坚持的传统修持法门,尤其是专心于念佛等简单易懂的往生净土法门,也被现代佛教所吸收并宏扬。上面详述太虚的佛教革命,主要的是用来看出一个宗教的改革历程是艰辛困苦的,但却又是不得不如此。反观道教,道教主张「我命在我不在天」,认为有生不必有死,以一己之力,与天争胜,追求永生。据《史记.封禅书》所载,求仙之说战国时已盛行。自周迄今,其间较大的改革有东汉张陵的五斗米道、北魏寇谦之改良了科仪、金(宋)时王重阳创全真道;这些变革都不如佛教的大。而自南宋以下,近八百年来,并无新的重大改革出现。尤其民国以后,整个社会思潮及社会形态,在西方的冲击下,已产生了巨大的变化,中西新旧各种宗教纷陈并起,道教并无调整自己的脚步来适应它,也没有完密的教团组织、布道方式,无法和其它的宗教相抗争,因而逐渐丧失了它的信众,而走向式微。道教的式微和没有有力的人士领导道教改革有关;底下再略举数项,论述其主要式微原因于下:

重术轻学,信徒的素质难以提升!

道士,要他演述科仪,可以长达三天三夜;但要他讲经说法,则难以启口,也难以维持半个小时。「学」与「术」严重失调。今日在台湾许多宫庙的住持,不仅看不懂道经,甚至误把佛经当道经来诵念。宫庙的住持及信众,普遍存在素质低落的问题。这种现象的形成,虽然原因很多,但是道庙重「术」不重嘉言录》,一九八二年四月基隆十方大觉寺印赠等书,《印光法师文钞》是收集印光文钞最全的书,后来台中莲社亦予出版,而不收录此信,殆出自于为贤者讳的心态。印光受到太虚学生的攻击,不止一次,印顺《太虚大师年谱》民国十八年条云:「时印老(五月二十九日)《复某居士书》,痛斥大愚。」可见除佛化青年会的传单外,太虚剃度的弟子大愚也撰文攻击过印光。

「学」,则是主要原因之一

「术」是指科仪、风水、占卜、命相。「学」是指对经书道理的阐扬。台湾及东南亚一带的华人社会,非常重视俗称「山」、「医」、「命」、「相」、「卜」等五术。山(仙道),指静坐、炼气、养生、药饵、灵修等。医(医疗),指针灸、方剂、推拿、食疗、心灵治疗等。命(算命),指紫微斗数、八字、四柱等。相(勘察),指手相、面相、骨相、名相(姓名学)、墓相(阴宅)、宅相(阳宅)、风水勘舆等。卜(卜卦),指易占、六壬、太乙神术等占卜术。这些流传久远的术数之说,自有它存在的价值,唯过度重视「术法」科仪,而不从哲理着手配合来论述,易使人诬指为迷信。「术」须有「学」来做领导、介绍,才不致流于庸俗低劣,且术越深,修持应越高,才不会以术为恶。「学」是指经书中的哲理要义。道经中不乏好的经典,有些谈论义理,如《道德经》、《南华经》、《黄帝阴符经》、《太平经》、《周易参同契》、《抱朴子》、《清静经》、《悟真篇》等等,有些涉及民俗如《北斗经》、《南斗经》、《老子守庚申求长生经》、《受生经》、《玉历至宝钞》、《玉匣记》等等,这些均必须有人来加以简择,以古籍今译的方式,将其义理及其对后世民俗的影响,介绍给世人。今日道教的术法太过,而学理的认知则普遍受到忽略,造成了信众的素质难以提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