困境Ⅰ

林峰他有找到了一本文化困境这本书!但这本书里面还讲二十世纪的事情!林峰他不知道怎么回事!

无人领导改革!

一个宗教盛行久了以后,必然会产生一些糟粕与包袱,所以常常必须注入新血轮或加以改革,才能使它适应时代而历久而弥新,也使它的理论及传教方式,愈来愈完善。举例而言,佛教由创立于印度,而能成为今日世界三大宗教之一,其实是不断的摄取别人的长处以为己有。小乘的佛教倡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,是以出世为主的宗教;到了大乘,传入中国后,受到中土文化影响,大量吸收魏晋玄学的道体论思想,开始转变而主张常、乐、我、净。到了唐代,又转而为崇坛好祀的密宗,深入于凡民求财治病的平常生活中。到了民国后,西风东渐,传统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变化;佛教的太虚法师便在民国二年,大力倡导佛教革命,从教义、组织、财产等方面着手,主张人间佛教,摆脱了佛教只重出世(死人)的宗教,转而为活人的宗教。这些转变虽逐渐使得佛教成为非佛教的佛教,在当时也都招来了强大的反对与争斗,但却使佛教因此而能生存下去。太虚的佛教革命,对佛教的贡献不可谓不大。现在详加说明于下:

太虚生于清光绪十五年(1980)十二月,十六岁出家。在清末民初时,当时的社会巨变,西洋风潮大量涌入,达尔文进化论盛行,太虚学佛之余,深感社会民俗的巨变,也领悟到佛教改革的必要。清末之时,太虚即常与革命党人相往来,民国成立后,太虚便主张佛教革命,民国二年(一九一三年)太虚于上海八指头陀追悼会上倡导:

「佛教宜革命有三:一组织革命,二财产革命,三学理革命。」但这样的主张,却被当时的《佛学丛报》丑诋为妄人邪说,视之为陷害释迦牟尼的提婆达多;文云:「太虚和尚演说:佛教宜革命有三:一组织革命,二财产革命,三学理革命。……本报按:佛教革命之名词,发现不久,度亦妄人之邪说耳!若大庭广众之间,明目张胆,放言高论,则未免肆无忌惮矣!然即如某僧演说,佛教宜革命有三,亦唯第二条财产问题,尚有讨论之余地。若第三条之牵涉学理,窃恐非自命新佛之提婆达多从地狱复起不可!至第一条之组织革命四字,则不但无理由之可言,且并逻辑亦不可解矣!」[3]

太虚的改革主张,虽然一开始即遭受到来自佛徒自身的攻击,但太虚依然不变初衷,陆续于《佛教月报》发表《致私篇》、《宇宙真相》、《无神论》等文章,否定造物主,也否定灵魂说,以为「无神即无造物主,亦无灵魂,而一切皆以无为究竟者也。」太虚将佛教看做是无神论之宗教,而「无为」一词,用的更是道家语。可以看出在教义的解说上,太虚和传统说法是有所差别的。太虚更在民国四年(公元一九一五年)撰《整理僧伽制度》,所建立的佛教组织架构,颇类似西方天主教组织模式,主张政教分离,「分教所、教团、教籍、教产、教规,分别为之议制度,实行集产制。」并撰《人乘正法论》将佛教的五戒十善做为在家信众的道德规范,拟以此深入民间,改良社会。逐渐把佛教出世间变成世间化。民国九年(一九二0年)二月,太虚创办的《海潮音》杂志创刊号开始发行;《海潮音》杂志为佛教的重要刊物,太虚利用它来倡导自己的改革主张,曾用本名或笔名在此刊及不同的刊物上发表文章。太虚本人培养出不少学生,其学生也感染了太虚的革命热忱,为了要达到改革佛教的目的,不断和当时广大守旧僧众相斗,其间不惜语出偏激之言。在太虚所辖的佛化新青年会发动激烈的改革运动时,曾对印光等类的传统僧人,散发传单,予以攻击,并称印光为「第一魔王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