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六十三章 被掩盖的矛盾

安德森教授相信这是越南乃至全东南亚历史上，涉及金额最大的一笔民间商业合作及工业开发项目，要知道去年波音公司的总利润不过1500万美元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一切全发生在神圣的庙宇里，全在他们所信奉的先贤见证下。

虽然没准备一大堆商业合约，没签订任何备忘录形式的合作意向书，甚至没律师在场，但谁也不能怀疑口头约定是否具备法律效力。

回市区的路上，安德森感慨万千地说：“李，直到今天我才真正相信你及你们同胞的经济实力，才真正相信你在这个社区的影响力。”

这是一条横穿森油区的大街，最早时这里有一家叫“二天堂”的榨油厂，森油区由此而得名。

时代在发展，与之后陆续兴建的虎麦啤酒厂、制冰厂和前面那些机械厂相比，“二天堂”油厂现在只能算一个小作坊。

这条街最具工业化气息，一路走来，两侧全是机械厂、铸铁厂、黑铁加工厂或蒸汽炉厂，一直散布到和平市，能远远看见左开医院、贝当桥和左开发电厂。

工厂与工厂之间有许多从事机械零件加工、焊接、五金配件销售和汽车摩托车修理的门面，之前那个李为民念中学时曾买过一辆意大利产摩托车，非常爱惜，经常开到这条街上来保养。

一间修理店前，师傅和几个徒弟们双手油污，围着一台减速机之类的机器忙得不亦乐乎。

这个画面似曾相识，让他不由地想起那个开摩托车过来保养的半大孩子，让他禁不住怀疑所谓的后世或许是一个梦，现在的他和开摩托车的那个他才是真实的。

恍恍惚惚，心不在焉。

安德森不明所以，看着车外的行人继续道：“这无疑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开端，我有理由对第二轮融资持乐观态度。不过相对于第二轮融资，我对海外融资策略更感兴趣。1000万美元不是一个小数字，又是投资政局如此动荡的一个国家，华尔街资金实力最雄厚、投资经验最丰富的投行也不一定敢涉足。”

李为民缓过神来，不无尴尬地问：“教授，您说今天的融资？”

“你没在听？”

“不好意思，刚才走神了。”

安德森教授说过的话不会说第二遍，若无其事地笑道：“你的朋友非常有钱，比我想象更富有。”

那600万美元是他们倒腾越南盾的部分本金和利润，像贪吃的鱼咬了钩一样再想吐出来就没那么容易。至于包销债券，三十多个人，一个人包销几百万真算不上多。要是他们家老头子支持，一家两千万都有可能。

不管出于什么目的，手段终究不光明磊落。

李为民暗暗定决心要为他们负责，不管团结华人自保计划将来成败与否，都要想方设法保证他们的人身及财产安全。

他深吸了一口气，微笑着解释道：“教授，一个多世纪来，华人在印度支那一直拥有商业优势。再加上之前跟您提过的勤俭，加上几代积累，拥有一些财富很正常。”

“商业优势？”

“是的，华人能够拥有并维持商业优势地位有很多原因，比如直到20世纪前，法国殖民地当局都把财力集中在发展基础设施，主要是交通运输网络，以及矿产资源开采上，一直没能力扩展商贸系统。

他们的收入主要来自农业、矿产资源及销售酒类、食盐和鸦－片的所得税。而属于日用消费品的货物，法国商人几乎没有涉足。并且除经营日用消费品之外，华人还涉足服务业乃至轻工业。”

吴廷琰有句话说得很对，美国人慷慨大方，但不了解越南，不了解越南人，不了解越南历史。

美国人的想法很简单，只要给越南提供援助，让越南人吃上饭，过上好日子，感到快乐，就不会相信越盟那一套，越南就会变成自由世界抵御苏俄阵营扩张的盾牌；他们的做法更简单，归纳起来就一句：“走吧，让我们去把那些麻烦解决掉！”

这几天蜂拥而至的美国顾问，尤其那些二十多岁的魁梧小伙子，甚至不知道就在几个月前，他们的国家还在帮助法国维持其殖民统治。

不知道他们要帮助对付的越盟领袖“胡伯伯”，在他们的越南同龄人心目中早就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，许多人甚至是唱着“没有谁比我们更爱胡z明”长大的。

不知道这是一个多么好战、多么排外的民族。

越南人认为从公元200年中国军队入侵红河三角洲到法国人来之前，中国留在越南的时间有十个世纪之久。认为他们的祖辈相继打败了中国各个朝代的侵略者，敌人如此强大，他们赢得一次又一次战争，在亚洲是独一无二的。

并且面对北方强大的威胁，还能长期征战把国土不断往南延伸，一直延伸到他们的同胞可以展望到暹罗湾。

（现在的南圻，也就是法国人所说的交趾支那，历史全是柬埔寨国土。所以柬埔寨人迄今为止仍称南圻为“下柬埔寨”，连印度支那总督府“诺罗敦宫”都是以一个柬埔寨国王名字命名的）。

安德森教授对越南历史真不太了解，饶有兴趣地问：“除此之外呢？”

李为民笑了笑，如数家珍地介绍道：“法国殖民当局想迅速增加华人的营业所得税，并试图通过华人经营中介的角色，更深入地渗透到越南社会。认为华人阶层是一股比正在上升的越南本地资本家阶层，更值得信赖的社会依靠力量。

为了把华人与越南人隔离开来，法国人制定法规逐步允许华人比本地人和其他外侨享有更多经营权，这一点在法国与中国签订的各种协议中能够得到体现，比如1886年与清政府签订的《天津贸易协定》，其中就有允许华人在越南自由经营的条款。

1930年与中国国民党签订的《南京协议》，进一步扩大了华人的经营权，允许华商享有直接经营进出口的权利；1947年，与国民政府签订的《重庆协议》，又给了华人特别优惠，不但可以自由经营、自由居住，而且不用服兵役。

很多货物如烈性酒、啤酒、鸦－片，对本地人和其他外侨是要严厉检查或严禁的，但对华人则没有限制。甚至给予华人一定法外治权，比如一些商业纠纷和不是很严重的犯罪，一般会交由五帮会馆去调解或仲裁。”

安德森教授沉思了片刻，非常精辟地总结道：“法国人来之前这里一直是中国的势力范围，他们无疑侵犯到了中国的利益。离本土那么远，谁也不愿意与中国开战，所以给予华人一些特权。”

“有这个可能。”

李为民抱着双臂，面无表情地补充道：“但我认为他们这么做更多地是出于维护其在印支的殖民统治。分化瓦解、刻意制造民族矛盾，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英国东印度公司不全是这么干的吗？一旦华人的经济实力和人口数量威胁到其统治地位，那他们就会毫不犹豫点燃民族矛盾的导火索，让本地人去对付华人，根本无需自己动手。”

想到越南愈演愈烈的民族主义思潮，安德森教授低声问：“李，你是不是有某种担忧？”

“教授，我相信我的同胞们不需要那些特权，相信他们愿意与本地人交朋友，与本地人一起生活，一起建设这个国家。所以工业村计划对我而言不仅仅是一个工业发展计划，同时也是一个民族和解、民族团结计划。”

越南人对华人有许多看法，民族矛盾比想象中更严重，只是被法国殖民统治和越盟问题给掩盖了。

他确实有远见，并且极具责任感。

安德森教授微微点了下头，意味深长地说：“李，如果能把这个庞大的计划付诸实施并取得成功，那你会成为这个国家最受尊敬的人。如果有一天你获得诺贝尔**，我一点都不会感到奇怪。”

“可惜您不是挪威议员。”

“我会给他们写信，不管认不认识，不断给他们写，直到烦得议员先生们提名你为止。”

李为民乐了，不禁打趣道：“我会跟您分奖金的，我发誓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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