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三百章附录

----历史中的延续和匡正

翻看我们这个东亚之国的历史，其实很容易看出在其漫长的过程中，制度上所具有的某种延续性；比如汉承秦制，以后的历朝历代又承继了很多的汉制。

但同时也还能看到，其中有很多的“匡正”、“矫错”，以及由此带来的“变革”。尤其是在每一个朝代建立之初，这点最明显。

自然，在大一统的朝代中，比如唐、宋的后期，由于种种情况的改变，制度上还会出现一定的变化。

周朝沿用了商代的“王制”（中国是从商**始称“王”），但与“商代”不同的是，它施行了“分封”。

（周朝施行的这个“分封”，是我们这个东亚之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步，它的影响，不仅是对周、甚至于周以后都可以说前所未有，这点以后我们还会提到。）

“秦代”是对“东周”种种乱象的矫枉，因此它采用了“集权”。它的制度设立，其实是在“周”的基础上，经历了整个东周时期，通过许多代、以及许多人的摸索，才逐渐形成。

汉虽承秦制，但很明显它的许多做法是对“秦制”的修正。

从南北朝时代的魏开始、包括以后的隋和唐，则是在汉制的基础上，对国家规制进行了改进；例如“三省六部”出现和“均田制”的采用。

至于宋代，基本上每个了解点历史的人都知道，它的制度既源自于唐，又是对唐、特别是它的后期，包括五代十国所出现的种种弊端的一次矫枉。它的所谓“重文轻武”并非无因。

就是忽必烈建立的大元朝，既借鉴了许多宋代、包括前代的做法，同样进行了很多的修改；如“省”的设立，纸币的采用，以及对纸币发行上的改进。

朱元璋的大明当然不能说没有受元代的影响，但它也不是对元代、甚至是大宋的做法进行了照搬。

明代在军事上的一个特色，是于各地设立了“卫所”。这个举措在后世也是能看到些许影子的。比如二十世纪中期的大对决当中，双方的什么“绥靖区”、“军分区”等等。

此外，朱元璋的还有些做法，从时代来看非常超前。比如对于他的“大明律”，他就弄过他的“普法宣传”，唯恐天下百姓不知。

就是过去戏文里的“击鼓鸣冤”，实际也是他所发明。且不管白天黑夜，只要一听到鼓声，他立马就起身“接见”。在他之前，根本就没有什么民能告官。

朱元璋其实是历史上少有的贫民皇帝，甚至他连平民都算不上。正因为他自己过去苦日子过多了，所以在官员的俸禄上，“抠门”的他所定的，是历代中最低的。

为了他老朱家的大明能统治天下，朱元璋的确在有些方面“贼狠”，甚至在许多人的笔下，他的“残暴”与“始皇帝”绝对有得一拼，可他的“狠”和“残暴”，却并没有像秦代那样激起天下的民变。

出身于贫民、曾经作为“暴民”一分子的老朱，实在是太了解元末所谓“民变”真正的原因了，所以他的有些举措与前代相比，才显得如此“另类”。只不过后来的明代皇帝，显然没有体会他当初有些规制真正的用意。

满清入主中原，其实幸运的成分要比元代更多。因为明末无论是在内政、还是社会的精英层面上，远不如宋末。

内忧全都存在，但明末有着宋末所没有的大规模农民暴动；并且当王朝即将倾覆之时，宋代仍有数十万军民、其中有相当部分士大夫以死相随，明末则差得太多了。

而从当时的整个世界历史来看，所有的游牧民族其实已经在开始走下坡路；并且此后，他们曾经的风光再也没有出现。

造成这个趋势最重要的原因，是他们曾经凭仗称雄欧亚大陆的利器、快马和弓箭，均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制，遇到了真正的克星—火器。

马快，箭更快，可是到了火器时代，它们再快也快不过火器发射的枪弹，更不要说还有打击距离和威力上的差距，哪怕是仍然相对简陋的火器。

康熙平定葛尔丹，就使用了明代留下来的红衣大炮。

但是，作为游牧民族一部分的满人，总体保守的他们当时却依然沉迷于骑射辉煌的过去，这是清代在体制上罕有什么新意的原因之一。

更重要的是，他们还将要面对的，是这个古老帝国“三千年未有之变局”，而这，就更不是保守的他们所能应对的了。

（这样说并不是在有意贬低满族，因为我们能够看到，在人类数千年的历史中，所有游牧民族都罕有真正意义上的创新。）

客观地说，在满清的历代皇帝中，少有十分昏庸之辈。但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，他们的入主中原，既是当时游牧民族最后的“辉煌”，也是我们这个东亚之国的不幸。

民国成立之后，虽然这个东亚之国在体制、许多做法上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变革，可并非没有继承，如省级行政单位的保留。

这种承继和革新，也反映在共和国立国的初期。记得曾经看到过，预算这个做法就是民国时期引进的，但是他们却没有用好。

又比如后世引起争议的公有化、配给制等等，其实只要从历史的角度来看，它们全有着某种必然。

因为民国后期可怕的物价飞涨情景就在不远，任何经历过它的人，都不可能不为之不寒而粟。那么，消除掉这个恐怖的局面，就会成为历史中的一段矫枉，为当时大多数人所认可。

人类的历史，是人类以往行为或活动的一种记录。人类是在繁衍的，各种行为或活动是在继续着的，所以历史自有它的延续性。并且越是漫长的历史，就越能看出这种延续性。

但人类的行为或活动又是在不断修正的，在人类的社会里，尽管多有保留，却也并不存在着完全固定不变的行为方式和方法。

所以，历史必须要联系起来看，只有这样，才能看出前因后果，看出其中的延续和匡正，割断就毫无意义。

在这点上，在下极为敬佩慧目如炬的钱穆老先生。建议兄弟们看看他在《中国历代政治得失》前言中的所说，具体在此就不引用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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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常我们说的“三百六十行”的“行”，起自唐代，兴于宋代。它实际上是后世各国商会等等之类的鼻祖。

唐宋无疑是我们帝国历史上极其重要的时期，它们的经济、甚至直接就可以说是商品经济，均达到了其所在时代的高峰。唐代的“两市”、宋代的“厢坊制”，之所以能够前无古人的出现，其原因就在此。

“行”或“行会”在此时出现和形成，仍然是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、社会上的分工愈加细化所导致。

从另一个角度说，它的出现，其实还是当时中国经济远超其它地区的又一佐证，因为欧洲出现类似的行业组织是n多年以后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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